彭真同志在刑法起草中的精辟见解

　　
　　1954年9月全国人大建立后，经历了一个健康发展的时期。这个期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，也经历了一个建立、充实和健康发展时期。当时机关的工作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取得许多重要成就。我当时在法律室从事刑法起草工作。
　　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--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，还通过了全国人大组织法、国务院组织法、人民法院组织法、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、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委员会组织法5个重要法律，从而使我国不仅有了作为根本法的宪法，而且有了有关国家机构的5个基本法。但是，仍有一些基本法迫切需要制定。因此，具体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同志，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后，立即提出起草刑法、民法等基本法，并尽快组建、充实法律室、研究室，着手进行起草工作，还聘请了熟悉苏联刑法的专家和几位旧法专家参加。在彭真同志的领导和关怀下，刑法的起草工作进展很快，至1957年将草案报经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审议后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，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征求了代表的意见，又进行了多次修改，从而为刑法的制定做了必要的准备。
　　彭真同志对刑法的起草一向非常重视，多次听取汇报，提出意见，仅在1957年5、6月就召集领导和参与刑法起草的四五位同志到他的住处汇报，座谈六七次之多。在座谈中，他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，对刑法起草的顺利进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也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。
　　关于起草刑法的指导思想。彭真同志强调，起草法律应有明确的指导思想。他说，必须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以宪法为依据，以我国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；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，各项规定必须以符合我国实际为原则；中国历史上的、外国的对我有用的立法经验要吸取，但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，都不能要。他还强调要摆脱新、旧教条主义的束缚，解放思想，像孙猴子那样，头上没有“紧箍咒”了，就轻松了，这样才能有创造性。他说，新的革命阶级夺取政权后，制定的法律总应有创造性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制定的拿破仑法典就很有创造性。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制定的法律，当然更应当有创造性。彭真同志这些重要指示，对制定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、有中国特色的刑法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。
　　刑法是解决犯罪与刑罚问题的法律，首要的问题是解决什么是犯罪、什么不是犯罪，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彭真同志反复强调只能将那些危害较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，处以刑罚；对那些危害较轻，应由党纪、政纪、民法等处理的问题，不能规定犯罪，而应用其他法律手段或者道德规范去调整。例如，有些干部一心为了做好工作，因缺乏经验造成一些损失的，不应定罪。再如，当时对通奸是否定罪争议很大，法案委员会审议刑法草案时，邵力子等委员也坚持规定通奸罪。彭真同志则明确表示，不能笼统地规定通奸罪，一则行不通，二则引发其他社会问题，利少弊多。后经反复研究，规定了重婚罪和破坏军婚罪，而没有笼统的规定通奸罪。实践证明，这样处理是较为适当的。
　　刑种是刑法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。对于这个问题当时争论也很大，特别是“死缓”、无期徒刑和管制的存废问题。当时我把争论情况和双方理由整理了一个材料，报告彭真同志后，他明确表示:我们国家大，犯罪情况较杂，处理的手段应当多一些，不管什么办法都可用，合乎逻辑、合乎人情，能解决问题就行。外国有的，我们也可以有，外国没有的，我们也可以有。根据这个指导思想，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刑罚体系的设计，将“死缓”、无期徒刑、管制都保留下来，使其在对犯罪作斗争中，发挥了重大作用。
　　追诉时效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。犯罪以后，经过多长时间即不再追诉，当时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多，有的主张时间长一些，有的主张时间短一些，还有的主张不能规定，亦即对国家的追诉权不加限制。彭真同志则明确表示，应当规定追诉期限，追诉时间应根据犯罪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，从而对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正确原则。他还提出一条独创性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意见，即对历史反革命，已做宽大处理，没有追究刑事责任，解放后又犯反革命罪的，前罪也应追诉，新老账一起算。这是世界各国刑法中都没有，而在我国实践中非常需要的一项重要政策。因为我国在长期革命战争中，出现过大批反革命分子，解放后，我们采取杀、关、管的区别对待政策，处理了一批，而还有一大批没有追究刑事责任，他们中仍有些人蠢蠢欲动，伺机进行破坏。彭真同志对这些人高度警惕，是政治家高度政治责任感的表现。这项政策写入刑法草案之后，传遍各地，对那些仍然坚持反动立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，起了相当大的震慑作用。但后来因刑法的制定推迟很久，对这项规定根据具体情况作了修改。
　　在彭真同志领导下，当时的刑法起草工作进展是比较快的，曾预计不久即可提请全国人大审议。不幸的是，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之后，这项工作便停顿下来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一停就是20年，直到1979年才得以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