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末良臣刘楚先

编者按：荆州历史悠远绵长，名人辈出，"惟楚有才，于斯最盛"。杰出历史人物如日月江河，璀璨夺目，泽被后世，荆州的历史由此变得蕴积丰厚、多彩多姿。然而，由于时间久远，一些历史人物如宇宙深处的灿烂星座，由于目力所及而湮灭在光阴的尘埃之下，不被人所识。

今开辟《荆楚名流》栏目，旨在恢复漫漶的历史记忆，挖掘尘封于万千典籍之中的生命精彩，再现荆楚历代名人卓越之思想、超然之风骨、斐然之建树、独特之贡献。其各具千秋，别有精彩，堪当楷模，流芳后世。

荆楚先人或以精神、或以识见、或以著述、或以操行、或以才学为闪烁在浩瀚历史天空中的﹃荆州星座﹄增光添彩。

见贤思齐，读他们的故事，让读者有所思考，有所奋发、有所效仿、有所行动，用奋斗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，用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，为今日荆州的发展和繁荣贡献才智和力量。

刘楚先是明朝中后期杰出的政治家，是后张居正时代从湖广荆州府江陵县走出去的又一位良臣能员。隆庆五年(1571年)，他以第三甲第193名考中进士，而这一科的主考官，正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。

说来，张居正与刘楚先的关系还颇有渊源：嘉靖三十三年(1554年)，身任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请假还乡休养，一次文友相聚，有人引见一位少年前来求教。张居正见少年器宇轩昂，举止不俗，一见之下称奇不已，这少年正是刘楚先。张居正十分看好这个青年后生，当下对他勉慰有加，并鼓励他发奋读书，将来为国家效力，为乡邦增光;还说，将来你一定可以坐上我今天的这个位置(指被选入翰林院)。

刘楚先和张居正既有乡邦之情，又有师生之谊，然而他却谨遵恩师张居正关于“君子群而不党”的教诲，从来不主动跟这位同乡长辈套近乎，而张居正也绝不在公开场合对他给予任何额外的关注。这种主动“避嫌”的做法，也正是张居正胸怀坦荡、品性高洁的的人格魅力之所在。试想，他22 岁入朝为官，就在翰林院里埋头研修国务政事，前些年内阁大臣血雨腥风的争斗与搏击，何等惊心动魄!眼下，他虽然贵为内阁首辅，却也自忖仍是置身于危局之中，明知道朝堂内的反对派对自己虎视眈眈，如何肯将本乡本土的桑梓后生往火坑里拉。所以，自他“柄政”以来，从江陵老家考到北京来做官的人才一茬又一茬，他跟这些乡邦子弟全都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所以当神宗皇帝于万历十二年(1584 年) 彻底清算张居正时，先后受株连的大小臣僚达百余人之多，但刘楚先、包括张楚成、张汝济、傅作雨等在内的这些江陵小同乡，基本得以保全。

刘楚先对张居正的回护与关照之恩时刻铭记在心，他绝不参与那种派系林立的官场混斗。后来，他见张居正去世后继而出任大学土的许国、王锡爵等多压不住台，而各派人马势同冰炭，你刚唱罢我登场，只想着相互攻讦，谁也不想为国为民干一件好事、实事;神宗皇帝也倦怠到了极点，他既不上朝，又不理政，于是干脆请求解职回家，在乡下隐居16年。

刘楚先回到老家，表面上看来平静如常，课子耕读、闲居自娱，但暗中却在支助张懋修兄弟等人，尽力搜求张居正身后留下的文稿，秘密进行《张太岳先生诗文集》的收集整理工作。当时，张居正还没平反，神宗皇帝仍居于一言九鼎、至高无上的皇位之上，而那些言官又有可“望风奏闻”(指听到一点风声便可纠问监察)的特殊职权，在当时做这种事情，是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的。

万历二十八年(1600年)，新任湖广按察司佥事，职司兵备，分巡武昌、汉阳、黄安三府的冯应京，与刘楚先有师生之谊，甫一到职，即主动向其询问地方上有无为张居正搜求遗稿之事。刘楚先抓住机会，设法动员在朝的翰林院检讨雷思霈，回湖广协同石首籍的翰林院在籍编修曾可前、高以俭与马启图等乡邦人士一道，合力编纂并校毕《张太岳先生诗文集》，将其付梓成书。病中的曾可前当下就让高以俭抓紧时间写出序文，使这部珍贵文献的编辑出版，走上了一帆风顺的快车道。经过近10年的不懈努力，万历四十年(1612年)，《张太岳先生诗文集》终得面世。

后来，江陵人高以俭在序文中曾提及这个过程。但为避嫌起见，文中对刘楚先均以“长老先生”相称。

张居正的47卷诗文集刻印出来后，先是在楚地乡党之中私下传阅，后来逐渐在士人中暗中扩散，使读到这部书的人越来越多。当新一代的后起之秀走上政治前台时，人们便开始从《张太岳先生诗文集》书中，读到了一个真心报国的张文忠公。张居正的执政理念、施政措施、人格魅力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，要求给张居正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。事实证明，刘楚先与雷思霈、曾可前、高以俭、马启图等人的艰辛努力没有白费，他们这种不顾个人和家族的安危，执意要为乡邦先贤保存精神与文化财富的雄健胆魄与坚强决心，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史上，值得大书一笔。

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，由于前任首辅叶向高年老多病，已请求归家休养，继任者方从哲和吴道南则在内阁苦撑危局，难以维持。眼见缺官严重，朝政日非，朝廷只好请刘楚先再度出山，以礼部左侍郎之职主持部务。这时，吴道南虽为阁臣，但在下属刘楚先面前，始终恭谨备至，礼貌有加。有人曾责问吴道南，何以不讲官场规制，应当是上尊下卑啊!吴道南正色道，刘楚先乃为我的科考前辈，在他面前，我焉能有失礼之举?

刘楚先虽有老成谋国之策，可眼看那些言官在朝中每以攻击大臣为能事，动辄出头搅局，闹得什么也办不成。他觉得自己实在干不下去了，便以身体疲羸为由，提出辞官归养。神宗皇帝几次温言慰留，可他去意已定，径自离京上路，并扬言“沿途候旨”。但神宗皇帝就是拖着，老是不批准他的辞职书，刘楚先也只能在路上慢吞吞地磨蹭。这君臣二人如此这般僵持了接近一年，最后刘楚先都快蹭到家了，此事才有了个明确的了断。

神宗皇帝“驾崩”后，熹宗在驭极之初，也曾再度征召德高望重的刘楚先还朝参预政务。可是，他实在是年老体衰、心有余而力不足了，只能婉言谢绝。不久，大太监魏忠贤擅权乱政，刘楚先每闻政事朝局，常常扼腕长叹。84岁，刘楚先无疾而终，朝廷追赠其为太子太傅，谥文恪。

时至明清易代，刘楚先当年在科考中收录的门生洪承畴，身为明朝重臣，却在被俘后降清，受到刘楚先儿孙的唾弃。顺治年间，洪承畴曾亲自来荆州拜望，但吃了闭门羹。由于当时的洪承畴是清庭格外倚重的得力助手，有这一层关系，故在清朝立国之初，顺治、康熙两位皇帝不仅在特定场合为张居正平了反，在执政理念、施政措施等方面，也都曾不同程度地采纳了张居正的许多做法，从而彻底摒弃了原先满洲勋贵集团的狭隘民族主义见解，继而全面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先进成果;尤其是在关于“守己爱民”“官清民安”等执政理念方面，做得较为突出，这显然是与《张太岳先生诗文集》在当时的广泛流传分不开的。

依照思想传承的因缘关系而论，刘楚先于明朝万历末期隐身于幕后为《张太岳先生诗文集》的顺利出版发行所付出的一切，可称为居功至伟。时当明、清易代之际，张居正的诸多改革措施通过改朝换代而得以顺利传承下来，这对中国历史的延续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。